【名师谈专业】以古籍为中心，让人文与科技交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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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2014年，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提议和支持下，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以下简称“复旦古保院”）成立。作为全国首家古籍保护研究院，复旦古保院独树一帜，汇集文理各专业学科人才，首创领域内交叉研究模式，培养国家急需的古籍保护高端人才，推动纸质文物保护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在全国乃至全球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全国首家古籍保护研究院，为何出现在复旦？日前，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接受光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复旦大学藏有40万册古籍，数量、质量在全国高校中位列第二；馆藏《诗经》古籍，为海内外高校图书馆收藏之最。此外，图书馆还聘请了黄正仪、赵嘉福、童芷珍等专家，多年来一直带领学生从事古籍保护工作。古籍盈库、名师云集，为复旦大学深入开展古籍保护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先天条件。2008年4月，复旦大学图书馆荣列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009年，复旦大学成立高校首家“古籍保护研究中心”；2014年6月，复旦大学建立首批“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全国高校仅两家设立。

　　与此同时，古籍保护工作迫在眉睫。杨光辉说，经过几百年流通，古籍破损率很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5000万本古籍，其中有1500万本亟待修复，更有部分古籍因早年修复手段不当而损坏加剧。”不同于传统的“修补图书”观念，复旦创造性地融入了科学研究思想，大大拓展古籍保护的内涵。杨光辉介绍，复旦古保院由图书馆、高分子科学系、化学系、生命科学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语言文学系等多个院系、科研机构共同参与建设，具有鲜明的跨学科属性。“从全世界来看，我们的古籍保护工作都处于领先地位。没有一家古籍保护单位，能将这么多不同方向的专业研究人员组织到一起。”杨光辉自豪地说。

　　2015年，复旦古保院开始招收国内首届古籍保护方向专业硕士，之后逐步拓展为古籍保护与修复、纸质文物保护与修复、地方文献保护与研究等培养方向；2017年起，又在考古学一级学科下自设古籍保护二级学科博士点，同时开展文献与古籍保护、高分子材料与古籍保护等不同方向的博士培养。由此，复旦逐步形成从专业硕士到博士研究生的高层次古籍保护人才培养体系。

　　杨光辉告诉记者，复旦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最鲜明的特点，是围绕真实的古籍保护问题组织知识，而不是简单把不同学科课程并列在一起。面对一册古籍，首先需要回答它“是什么、为什么重要”。学生需要学习古籍版本、目录、藏书史、古籍整理等知识，理解文献产生、流传和收藏的历史背景，判断其文献和文化价值。但古籍同时也是一个具体的物质对象。为什么一张纸可以保存数百年？纸张为什么酸化、脆裂或霉变？修复使用的新纸、浆糊等材料是否会对古籍造成长期影响？这些问题则需要化学、生物学、高分子材料学和现代检测技术提供答案。

　　因此，在复旦的培养体系中，人文知识、现代科学和保护实践并不是彼此割裂的。古籍修复方案的制定，本身就可能需要版本目录专家判断文献价值，修复人员调查破损状况，实验人员分析纸、墨、胶等材料，再结合未来展览、数字化、借阅或长期保存等需求共同确定方案。这样的培养方式，使学生逐渐形成一种更完整的专业判断：既不能脱离文化价值谈技术，也不能脱离材料规律仅凭经验处理文物。传统经验需要被尊重和传承，也需要通过科学研究认识其机理；现代科技可以为保护提供新的工具，但其应用必须建立在充分理解古籍自身价值和特性的基础上。“这正是复旦所强调的‘文理交融’——不是文科与理科的简单相加，而是不同学科共同围绕真实问题展开协作。”杨光辉说。

　　“古籍和纸质文物保护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只掌握理论远远不够。”杨光辉说，他们还特别强调理论学习、技艺训练、科研探索与实际项目之间的贯通。“复旦古保院特意保留了传统的‘师带徒’教学模式，建立专门的传习所，聘请古籍修复、木版水印、书画装潢、鸟虫篆刻等各界资深导师，旨在培养古籍书画等纸质文物保护与修复的工匠型人才”。

　　在杨光辉看来，复旦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所探索的，归根到底是一种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现代大学多学科优势为支撑的育人方式。它以古籍为载体，将人文学术与现代科学结合起来，将传统技艺与现代教育结合起来，将课堂学习与真实保护实践结合起来，又进一步把专业教育延伸到校园文化和社会传播之中。（记者 刘希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