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除单一发展道路迷信
2013-04-25 15:33 来源:光明网 祁鹏宇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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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  宾: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副主任  韩庆祥教授

  主持人:姚  源

    【光明网】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这期的光明讲坛。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日益深入的指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日益彰显出其巨大的生命力,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光明网从今天起将推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系列访谈,今天是我们访谈的第一场,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副主任韩庆祥教授。韩先生,您好!

    【韩庆祥】你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四层内涵

    【光明网】首先我们来正确认识一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

    【韩庆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包括四层内涵:一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是一般的原理、一般原则,一般原理和原则作为一种方法论,作为一种行动指南,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而这个问题都是具体的,各个国家的问题都不一样,所以这个一般原则和方法论必须与各国实际相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要适合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就必须适合中国的国情,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三是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的土壤当中扎根、开花、结果,就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与中国当代实践发展的要求相结合。中国文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要面对中国传统,当代中国实践要求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要面对当代中国实践发展要求,符合当代中国实践发展要求了,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了,就能在中国的土壤当中扎根。四是马克思主义要破解中国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说到底是要解决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取得成果。

不能把马恩的的某些具体结论拿过来破解中国问题

    【光明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什么意义?

    【韩庆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也是一种伟大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来讲,对整个世界来讲,都具有重大意义。这一重大意义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个是对我们中国的意义,一个对世界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意义”,主要有两点,它既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立足中国国情、总结中国经验、运用科学方法、破解中国问题、形成中国理论、接中国地气的我们自己的理论);又能引领当代中国发展实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着重讲第一点。我们自己的主义和理论有两个针对性,一个是针对马恩书本里边的那种“主义”,一个是针对苏联斯大林模式的那个“主义”。马恩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那个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一般方法论、一般原则,是我们行动的指南,但是直接把他们某些个别的具体结论套到中国来,不符合科学方法。我们只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作为方法,来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说,既不能把马恩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直接拿过来,更不能把所有的具体结论拿过来破解中国问题。那么苏联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呢?更不能直接搬过来解决中国问题。我们既不能唯上,又不能唯书,必须唯实,我们必须立足中国国情,总结中国的经验,运用先进方法,解决中国问题,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论,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1978年以后,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的问题需要分析,需要解决。怎么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呢?必须用一种主义、用一种理论。刚才我讲了,这个主义、这个理论不能是从唯上、唯书得来,必须从立足中国国情,总结中国经验,运用先进方法,解决中国问题而提出来,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我们自己的主义、我们自己的理论,用来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可以把我们党的整个意识形态建设起来,并成为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基础。从这个意义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重建凝聚的重要思想基础。1978年以来,我们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有向好的方面发展,也有不好的方面。比如现在不少人的人生大方向迷失了,不少人在价值观的选择上出现了错乱,不少人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也出现了迷失。方向问题,价值观的问题,人生道路的问题,都涉及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重建问题。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重建的问题,可以从方方面面来进行。从大的方面,就是确立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着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理论先明确了,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往下走,进一步来思考这个理论怎么大众化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交流

    【韩庆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世界意义”主要体现在:首先,它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辟了新道路(这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为世界提供的理论,它显示出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的独立价值);其次,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启示(这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为世界提供的理论,它显示出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落后国家为世界所作的独特贡献。它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破除了世界发展单一道路的迷信,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启示);第三,它提升了中国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与影响力(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国家为世界提供的理论,它为世界提供了精神财富:它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拓宽了与世界马克思主义对话的空间,增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说服力、影响力与话语权,提高了中国意识形态的世界影响力)。我想和网友们来具体分析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为世界提供的理论。现在世界上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不多,就那么几个,我们中国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我们实际上通过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那些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提供了一种社会主义新路,而这个新路既是区别于资本主义道路的,也与马克思所讲的传统社会主义道路有一定区别,它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为世界提供的理论,它通过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显示出不同于发达国家所走的道路。为什么“中国模式”这个问题世界比较关注?发达国家感到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们中国开辟了一条实现现代化的新路,这个新路他们用“中国模式”来表达,而这个中国模式在他们看来,取得很大成就。当今世界最根本的理念,一个是两极对立,一个是和平发展。“两极对立”曾经是世界不少国家在一定时期所采取的一种发展方法,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期间,革命期间,主要是用两极对立的方式推动社会发展的。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强调和合,和而不同,和谐大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含和谐社会建构的问题,我们中国从过去和现都在强调和谐,和谐的方式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路径。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可以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交流的,是可以增强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的,是可以提高中国意识形态影响力的,也是可以提高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它的话语权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以人为本

    【光明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是什么?

    【韩庆祥】问题提得比较好。可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我概括为三句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人为本。先来讲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当然也是马克思中国化的精髓的很重要一个点。这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主要是解决认识中国实际的出发点问题。1978年以前,我们中国在搞社会主义,但最终建立起来的却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我们搞社会主义最后“不够格”,最大的教训在哪里呢?原来我们认识中国国情、认识中国实际的出发点错了。过去我们认识中国国情、认识实际的出发点,要么是唯上,要么是唯书。那个上呢,就是苏联老大哥、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那个书呢,就是马恩书本里边的社会主义观。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有三大特征: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三大特征基本上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马恩当年面临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剥削工人,压迫工人,使生产力得不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所以,马克思力求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来解放无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马恩的社会主义观,既强调生产力的问题,但重点是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如果当年我们唯上、唯书的话,我们必然也注重在生产关系领域搞革命。于是我们搞“一大”,大跃进,“二公”,人民公社,“三纯”,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那个时候虽然我们也讲促生产,但我们的提法是“抓革命、促生产”。那个时候我们批判“唯生产力论”,强调“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结果我们建立起来的是一个“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原来,我们认识中国国情的出发点错了,由此,我们党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在反思过程中,1978年5月11号,光明日报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在党内掀起了实践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意义不在学术,而在政治。它的政治意义有两个,一个是破,一个是立。所谓的破,就是破除当时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唯上思维、唯书思维;它的立呢,就在于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思想路线确立的实质,是改变了我们认识中国国情、中国实际的出发点,它不再是唯上,也不再是唯书,而是唯实,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认识中国国情。从客观实际出发,具体来说就是从时间、空间、条件出发。从时间出发认识中国国情,我们共产党人得出第一个大判断——中国社会主义依然处在初级阶段;从空间出发认识中国国情,我们共产党人重新确立了第二个大判断——初级阶段的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条件出发认识中国国情,我们共产党人得出第三个大判断——那就是我们的生产力不发达,还是一个“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正是基于这三大判断,邓小平理论一个一个逻辑地出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生长出来了,我们用这种理论引导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正确理论引导有关。正确的理论与我刚才讲的三个大判断有关。三个大判断的提出,与我们选择了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的出发点有关,而这个正确出发点的选择,与我们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精髓的第二点,是与时俱进。与时俱进是什么意思?历史是在不断发展的,时代也是不断在发展的。以中国为例,1840年,中国的历史由古代进入近代,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但我们进入工业社会这个转型、转折没有转好。清朝政府依然固守于农业文明,对工业文明,对商品经济,对科学技术有所排斥。由于转折没有转好,我们中国的近代就被挨打,被宰割,被侮辱。中国历史的第二次转折是1949年,我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由革命时期转入建设时期。现在来看,那个转折也没有完全转得很好。本来,1957年,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和平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应按照建设的规律来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但是,1957年到1977年这二十年,我们却依然是用革命的方法和思维搞建设,革命思维没有转向建设思维,所以这二十年,我们走过的路很坎坷、很曲折。中国历史的第三个转折是1978年,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大转移转移得比较好,所以这32年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今天,我认为我们中国历史上面临第四次重大转折,这就是由过去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向以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发展方式。这个转型事关中国今后发展的命运。我讲的四大转型说明什么?中国的历史不断在转变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要中国化,就必须与时俱进,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否则就落后于时代发展所要求的水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的第三点,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以人为本的理念有所遮蔽。1978年以后,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都把人的问题一步一步的提升出来了。比如邓小平理论强调解放思想,强调民富、共同富裕,这是以人为本在邓小平理论中的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以人为本在党的执政理念当中的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所以从邓小平理论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这个理念不断被提升出来了,它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

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的一脉相承的逻辑

    【光明网】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其中一脉相承的逻辑您觉得是什么?

    【韩庆祥】我和网友们一块儿来探讨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首先关心的是劳动大众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它是为劳苦大众说话的,是为民众立言的。马克思建立的哲学,就是要与工人阶级联盟的,工人阶级是马克思哲学的心脏,而马克思的哲学则是工人阶级的头脑。要用一种科学理论武装工人阶级,就必须建立一种分析工人阶级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所以马克思不仅要为工人阶级说话,而且还必须进入到学理层次,用科学理论武装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用政党来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三种基本形态,大众的,学理的,政治的。
    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发展,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在俄国由理论变成实践,这是它发展的方面。它的继承体现哪里呢?它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实现工人阶级解放的学说。革命理论被继承下来了,它的发展就在于把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实践。1921年以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点,就是结合俄国国情,来探索落后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列宁强调,可以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建立苏维埃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思想更多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理论,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农村保卫城市。1949年,尤其是1957年以后,毛泽东也注重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应该说积累了不少经验,也有教训。
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在哪里呢?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方法论原则被继承下来,同时也继承了列宁晚年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一些积极成果。那么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又在哪里呢?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来认识中国国情,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通过社会主义观的变革,来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来解决中国怎么发展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在继承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比较系统的回答了在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在发展问题上向前推进了。

过去我们往往“谈人色变”

    【光明网】您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哪些理论方面的创新?

    【韩庆祥】从历史时间划分的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1978年以前,最重要的成果是毛泽东思想;一个是1978年以后,最新成果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可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最大的创新就是通过重新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体现出来的,其创新点主要有四:第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针对1957年以后,我们追求十五年赶超英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提出来的。认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依然处在初级阶段,这是很重要一个理论创新。初级阶段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生产力不发达,所以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过去我们更多是从生产关系来理解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也讲生产关系,但重点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对社会主义的新的理解。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利用市场经济。过去我们搞社会主义是排斥市场经济的,什么公有制啊,按劳分配啊,计划经济啊。现在邓小平讲,要利用市场经济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强调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亮点,一个创新。我们很多人认为市场姓资而不姓社,所以“姓社姓资”的争论出来了,而且争论非常激烈。怎么破解这个争论呢?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用这个判断标准打破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解放思想。这是哲学思维方式的创新。
    你看看这四个亮点,从初级阶段,到首要根本任务,到市场经济,到“三个有利于”,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理论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方面的创新。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呢?它主要通过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问题,体现了党在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执政理念方面的创新。这个创新集中体现为一点,就是要把党的先进性建设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党的先进性建设是管党的建设的大方向、大目标的,是关乎党的性质的。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呢?是关乎我们党走向这个方向的的功能、路径、方式和手段的。方向正确不正确很关键,方向正确了,我们有没有能力达到这个方向、实现这个目标也很关键。一个管方向,一个管功能。所以党的先进性建设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从方向和功能统一的角度,为我们党的建设提供一个总体思路、总纲,为我们党的执政方式,执政理念转变提供一个总体的线索。
    科学发展观主要是通过回答在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问题中推进了理论创新的。这一创新主要体现在注重以人为本。
    过去我们往往“谈人色变”,1978年以前,尤其“文革”十年,一讲人性论,说是资产阶级的,一讲人道主义,说是资产阶级的,一讲个人,说是个人主义,一讲利己,说是利己主义,一讲人权,我们就羞羞答答,有点紧张。那么,时间过了二十多年,我们共产党人就把以人为本作为党的执政理念,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同志们,按照这个时间的跨度并不是很长,无非二十多年,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的跨度,可以说来了180度的大转弯。由过去谈人色变到现在讲以人为本,这个弯度转得比较直,转得比较大。正因为如此,才体现我们党在执政理念,在科学发展观方面的一种重大创新。

在结构转型中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光明网】那请您再谈一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达到什么样的新境界?

    【韩庆祥】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就是它要不断向前发展,只有向前发展了,它才有新境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发展怎么发展?最根本的是要不断破解中国在发展当中出现的一个一个新问题。在邓小平那个时期,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江泽民那个时期,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执政以来,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就是在我们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他们在回答这些问题当中,与时俱进,达到了一个新境界。现在有一个问题出来了:在今后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又会出现哪一个最根本的、最深层次的问题呢?这个问题我认为它就是“结构”问题,中国的总问题是结构性问题,中国今后的改革,应该由体制性改革进一步走向结构性改革。怎么理解呢?产生中国今天很多问题的一个“根”,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有关。任何一个事物都是一种结构性存在。比如说,在这个房间里边你心情舒畅,到另外一个房间里边你心情压抑,心情状况一定程度上与房屋结构的状况有关。再比如说,我们的八大菜系,口感味觉不一样,口感味觉不一样,与八大菜系各自的佐料、成分、营养结构不一样有关。再比如说,人格结构会影响人的行为方式。人格结构有三个构成,知、情、意。知是知识,情是情感,意是意志。如果一个人知识有余而情感、意志不足,他往往理性。如果另外一个人知识不足而情感、意志有余,他往往冲动。人的行为方式不同,与人格结构不同有关。还有语言结构会影响语言功能,“好喝酒”这三个字是一样的,这三个字的结构一变,意思就变。说这个人有毛病,是好喝酒,原因是酒好喝,解决办法喝好酒。社会结构不一样,社会发展状况、人的发展状况就不一样。
我们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影响社会发展有三大力量,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这三大力量之间是个什么结构呢?是政治力量过大,而经济力量、社会力量相对比较小,由此构成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政治力量的载体是行政权力,在中国传统社会,行政权力是讲层级的,你是副科他是正科,你是副处他是正处,你是副局他是正局,你是副部他是正部,你看看,它这个行政权力层级是最严格,最鲜明,最突出的,由此中国的社会结构,我进一步精确概括为以行政权力层级为核心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必然会影响我们中国权力的运作方式。
    中国权力运作方式具有四大体制性特征:权力至上,自上而下,逐级管制,缺乏制约。首先是权力至上,在中国说这个大,那个大,在一些人的骨子里边、在他心目当中,手中掌握权力为最最大。权力至上,致使权力运作的路径往往自上而下,很少自下而上,看看我们的经济,看看我们的政治。我在河北省当县委副书记的时候,我们书记批评我,韩书记啊,你不要老坐在办公室,你要跑步前进,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我身体好好的,跑什么步,前什么进?他跟我解释了,他说我们国家的资源大多都掌握在上级部委手中,我们下边要发展经济,要经常往上跑,有时候两手空空也不行,要“钱”进。他这么一解释我忽然茅塞顿开,原来我们资源配制有点自上而下。我们的选人模式是选拔,西方的选人模式是选举。选拔自上而下,上边很关键,选举自下而上,下面很关键。
第三个体制性特征叫做逐级管制。管制是必须的,不管制没有执行力,不管制落实就成问题,关键是管制有余服务不足,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在某些地方政府的现实当中,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他管制有余,服务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真正出来。
    第四个特征叫做缺乏制约。尤其对第一把手,怎么进行有效制约?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这就是我讲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其权力运作的四大体制性特征。这种结构和体制性特征也不完全是个坏东西,我们都要两面看问题。它有三大优点,第一个优点,我们政府的火车头作用、主导作用发挥的得比较大,你看从1978年到今天32年,我们经济发展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与政府的作为有关,与我们领导干部的努力、贡献有关,这是不可抹杀的。第二个优点,如果决策正确,可以举国力办大事,2008年奥运,2009年抗震救灾,现在办上海世博会。但是有个前提,一定要决策正确。第三个优点,可以把矛盾适当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总体保持社会稳定。你看这三十多年,我们的成就很大,问题也不少,但总体稳定,与这个体制控制有关。
    但是这种结构和体制也有四大局限性。一是权力至上有余,能力建设不足。第二个是自上而下有余,自下而上不足。第三个是管制有余,公共服务不足。第四个是人治有余,法治不足。这是产生我们中国今天很多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我们很多说法很先进,而有些做法比较落后的根源,是我们有些先进理念在贯彻落实当中遇到肠梗阻的一个“根”,也是我们体制改革遇到难啃的硬骨头的一个“根”。所以中国的总问题是结构性问题。
    既然是结构性问题,那么今天我们的改革应该由体制改革走向结构性改革。1978年那个时候,我们的改革主要体现在解放思想上,强调思想创新,观念转变。后来我们发现,仅强调解放思想,体制不动不行。所以我们后来又具体深入到体制性改革上来,经济体制啊,政治体制啊,社会体制啊,文化体制啊,应当说我们的体制改革取得很大的成就。但这几年我们也遇到一个问题,即体制改革有一点举步维艰,遇到了难啃的硬骨头,改革动力明显不足,问题在哪里呢?原来我们发现,文化问题的背后是体制,体制问题的背后是结构,结构不动,体制很难动。今后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大方向,面临最根本的问题,就是通过领域的分离来实现结构创新:经济领域让市场机制发挥主要作用,政府从微观退出,从宏观上为经济运行营造良好的环境。第二个领域是社会,在社会领域当中,我们应该培育一些健全的社会组织,培育公民意识,民众通过社会组织,然后利用公民意识的引导,参与对社会的监督,对社会的治理,政府和民众协商合作,来共同治理社会。我们政府主要在政治领域当中,运用公共权力,公共资源,公共政策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你看看这三个领域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相辅相成,形成一个新的结构。在这个新的结构当中,不仅不会动摇我们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反而会进一步巩固和强化我们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因为党被人民认同是最重要的,新的结构有利于人民对党的认同。过去那个结构,我们的某些政府要么越位,要么缺位,你越位了人民不认同,你缺位了,民众也不大认同。为什么过去越位缺位了?权力太大了,如果这三个领域分离了,经济领域当中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财富,政府宏观的提供营造环境,这种政企分开,有利于政府树立权威。社会领域当中,民主监督,民众权利,民众参与,表达诉求,政府和民众协商合作治理社会,这叫做政社分开,也是中央文件讲的,政社分开,只能进一步强化我们政府的权威。政府在公共领域当中,它的权力是公共权力,掌握的资源是公共资源,谋的利是公共利益,提供的是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这种公共性会进一步扩大,增强政府的权力和权威,和影响力,凝聚力,反而会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就是在结构转型、结构改革当中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亮点

    【光明网】那您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西方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相比,有哪些特点和亮点?

    【韩庆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加以比较,主要讲的是区别,还不是亮点。第一个区别,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上是去意识形态化。他们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术来探讨,作为一个学问来探讨,而不主张把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探讨。这个特点与他们反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或是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关的。在他们心目当中,列宁和斯大林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结合的比较近,是个意识形态的东西,他们就批判这个东西,想强调作为一个学术探讨。而我们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中国化的很重要成果,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肯定首先是作为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出现的,它是强调和政治相结合,是为政治服务的,它要武装我们党,要教育人民。
    第二个区别,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出现的,主要从哲学角度探讨与人有关具体的问题,微观的问题,比如说人的主体性,实践啊,文化啊,价值啊,交往啊,还有日常生活啊,都是与人有关的、微观的具体问题,所以它的很多概念抽象、晦涩、难懂。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整体上来解决中国发展的根本性、战略性而问题出场的,它不仅仅是哲学思潮,包括哲学,包括经济学,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包括党的建设等等。
    第三个区别,其实前边已经涉及到了,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作为一种学理性体现的,强调学术,强调学问,强调学理。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有三种形态统一出现的,首先是大众心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为大众立言的,是为大众说话的,比如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你看这些,都是为我们民众说话的,为大众立言的,这是个大众形态。当代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个严密的逻辑关系,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各个理论之间具有严密的逻辑关系,有逻辑的进程和历史的进程,它又是一个学理,作为学理形态出现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要引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还具有政治形态。所以我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大众形态,学理形态和政治形态的有机统一。
    第四个区别,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文本而开始自己的学术探讨的,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重新理解社会主义观、共产党的执政观和科学发展观,而开始自己研究和探索的,它们的重点不大一样。

    【光明网】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韩教授作客光明网,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节目。我们下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系列访谈,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郭建宁先生,敬请关注,我是姚源,再会。

  访谈主持人:姚源

  导播:张晞

  摄像:祁鹏宇

  后期编辑:祁鹏宇

  图片摄影:祁鹏宇

 

[责任编辑:刘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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